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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和道学所隐含元宗教精神

  • 来源:转载
  • 作者:胡孚琛
  • 日期:201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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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和道学都隐含着元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中解读出来。《道德经》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不弃人,不弃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宠辱若惊,鬼神不伤人,祭祀不辍;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对道之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俨兮若客,这类元宗教精神体现了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论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获麟而悲;“孔子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足见儒学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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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类生存的最终价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们的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无论西方或东方,元宗教精神激起并以之为支柱的社会伦理观念和人生价值信念,皆可历千万年而不衰,亦非靠权力诱导制造的短期政治行为所能取代的。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缺乏认识,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李约瑟与中国·序》)


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西方,东方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和道、儒哲学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学源于宗教更不必说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类童年时期非理性思维活跃阶段的产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划等号的。这种巫史文化包罗在道学之中,而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据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考察,中国科学就是从道学中孕育出来的。儒家的礼乐,本是巫史祭天祀祖时的宗教仪式,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为任何民族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去忘我探索,这和儒生读经求官的人生动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种价值观和虔诚的人生信念为基石。自然界及科学技术乃至形而上的哲学真理本身并给不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乃是以人为主体抉择的。人的主体作出价值抉择,又须有一种信念,深信科学和哲学探索事业有价值,才肯为之忘我奋斗作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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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种信念归根结蒂来源于对“道”的终极信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发明创造,中国哲学史上的诸家学说,说穿了,都是古人对天地人之道的忘我追求,他们揭示道的奥秘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对道的本体存在的非理性终极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迅猛发展,其驱动力亦来源于上帝创造的宇宙具有内在理性的信念,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别是《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又受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孕育。


对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学家推进科学前进的最高驱动力,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划时代的天才发现,也是依赖于对宇宙理性结构的信仰,依赖于要理解宇宙中一点一滴理性的渴望。科学史家W·C·丹皮尔曾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注意到三者的关系,论述了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牛顿、开普勒那代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动机来源于上帝创世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运动三定律发现后不去争发明权,而是首先给上帝写赞美诗。日本学者佐藤进教授也在《所谓科学技术是什么》中认为,“哈密顿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运动守恒定律是根据神的单一性原理推导出的结论。


1940年爱因斯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大会”上说:“有科学而无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学,有宗教而无科学则是失明的宗教”。这段话后来成了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其实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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