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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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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胡孚琛
  • 日期:2019-08-29
关键字:胡孚琛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被历史学家称为“古今—大变革之会”的时代。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的研究,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的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次批判性的反省,从而创建出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文化,诞生出一些新的不同学派,从而将本民族的文化推向一种崭新的、更高的境界。中国继承了古代氏族原始宗教传统的周代礼教巫史文化乃是古代学术的总汇,所谓“哲学的突破” 在中国就是诸子百家之学对周代礼教巫史文化的突破。借《庄子·应帝王》的寓言说,礼教巫史文化好比中央之帝浑沌,本来无有七窍,诸子百家各凿浑沌的七窍,浑沌既凿,古代官师合一的道术就裂为百家之学。《庄子·天下篇》说:“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水将为天下裂。”连孔子也不乏对周代宗法礼教产生“礼崩乐坏”的慨叹!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兴起,诸子百家之学皆对周代礼教巫史文化进行了“突破”.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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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子百家之学对周代礼教文化进行突破而社会影响最大的“显学”是儒、墨、道三家,这三家突破的方式又有不同。孔子的儒家学派首先将周代礼教继承下来,然后沿着理性主义的道路以“维新”的方式加以改造,补充进仁学的内容,使儒家成为新的礼教和仁学的结合体。儒家以“损益”为维新之手段.孔子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儒家以因循沿革的温和方式对传统宗法礼教进行了突破,其学说守先以待后,寓开来于继往,所以对周代巫史承传的礼教文化斧凿之痕最浅。余英时先生说:“礼乐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其创新部分。以发生的历程而言,后者正是突破前者而来。但孔子以‘仁’来重新解释礼乐,礼乐的涵义遂为之焕然一新,非复三代相传之旧物了。”也就是说,孔子接受了西周时原始宗教革命后由周公创立的维护父权宗法家长制的礼教,但要求为保持家长制社会的和谐性君主必须行王道,施仁政,社会各阶层都要接受礼的规范,使整个社会成为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有序的最优化系统。孔子的儒家学说是—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学说,这在当时是反对家长任性独裁的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及孟子、荀子倡“民本”思想,谓诛暴君,若诛独夫;惟仁者可以王天下,万民拥戴,则天命归之。儒家明堂之制以学校为议政、观诽、谏恶之所,培养内圣外王之人格,亦多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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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庄子·天下》)墨家学派对礼教的突破方式与儒家不同,他们以“兼爱”、“尚贤”、“非攻”、“非命”、“尚同”等为说,实际上是按着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氏族原始社会的天道观及宗教传统进行了改造和继承。《汉书·艺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清庙即太庙,为古代之明堂,为天子祀上帝、祭祖宗、朝诸侯、养老尊贤,治天文告朔、教育国子、议政行政之处,故墨家之学重于明堂之制。墨家宗大禹,行禹道,提倡苦节劳形、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作风。由于大禹之时尚未进入阶级社会,无“家天下”之制度,因之其明堂之制包括以学校议政、选贤能(又称辟雍)、禅让天子(称封禅)等功能。《尸子·君治篇》云:“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颖容《春秋释例》亦云:“太庙有八名,其体一也。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行禘祫,叙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政,谓之明堂;行飨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物,望氛样,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宫。”明堂之制与阶级社会之家天下制度大不同者,是庶民有参政议政之权利。古籍中亦有这种原始社会政治传统的记载,如《吕氏春秋·自知篇》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管子·桓公问》亦记载:“黄帝立明台之仪,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评谣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贤者进也。”自后世儒家礼教维持的家天下独裁政权确立后,视民主政治为蛇蝎,以控制舆论实行愚民政策为统治术,儒家学者再也不敢谈明堂之制。墨家以大禹以前的原始宗教传统对周代父权家长制社会的礼教以激烈的否定方式进行了突破。和礼教发生了正面冲突。墨家主张非天命、选天子、禅王位、举贤能、纳诽谤、均天下、讲兼爱、反战争等,显然皆非家长制宗法社会所能容,是以终于被排斥为异端而衰竭不传,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悲剧性的结果。实际上墨家注重逻辑学和物理学,讲求实证的科学方法,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惟一类似西方学术传统的流派。 


    道家学派则采用“超越”的方式对周代传统的礼教进行了突破,它首先用最古老的母系氏族社会原始宗教的传统对周代确立的父权家长制的礼教新传统进行了超越,同时又把母系氏族原始宗教的老传统沿着理性主义的路上升到哲学的层次,形成以“道”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体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这就是说,老子的道是揭示天、地、人内在规律的自然之道,礼教观念是自然之道堕落的结果,要回归自然,必须超越礼教。“道法自然”是讲大地万物自然而然地生化运动,从而排除了造物主和人格神的原始宗教观念,将道作为人类终极信仰的无限本体、道家把仁义、礼乐的产生看作是自然之道的退步,则依次忘礼乐、忘仁义,进一步超越一切社会观念,乃至于“坐忘”,才能回归到自然本体的道。这样,儒、墨、道三家对礼教突破的层次依次升高,至道家达到人类智慧的极限。道是自然界、社会、生命的发生之源,又是人类文化的智慧之源,因之道的境界既是超越时空界限的本初状态,又是通向未来的终圾状态。这就决定了道学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其自然性,即道学本质上是宇宙的自然律;二是其超越性,即道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三是其寓言性,即道学经典中对道的体验多用寓言来表达。《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世之学者皆知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旨也”,而不知《老子》书中除“重言”外也多是寓言。盖道学经典,要对微妙难识的“道”进行描述.而古人从不尚空论,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才取得对“道”的具体认识的,而取得这种体验的修道法诀只能用寓言来表达,《老子》书中就有在“致虚极,守静笃”的条件下描述修道体验(包括性体验)的寓言,故有“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之说。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分别是三个不同习俗的大部族酋长,夏族风俗质朴,形成了“夏尚忠”的农业文化传统,墨子尊大禹,“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显然墨家是夏部族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殷商部族强悍尚武,原始宗教崇拜鬼神,形成“殷尚鬼”的宗教文化特征,其制度先罚而后赏,故荀子有“刑名从商”(《正名》)之说,可知法家继承了殷商部族的风俗传统且适应时代潮流予以发展。法家以黄老刑名之学的策略思想将周代礼教的君权推向专制的极端,形成法、术、势三者相兼的统治术,为秦代大一统的独裁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兴起,中国历史的政局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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